加舒布鲁姆:一座真正只属于登山者的山峰
来源: 转载   发布时间: 2013-10-01 19:59   989 次浏览   大小:  16px  14px  12px
山峰介绍
   幸好一年之后的西北山脊首登中,亲历者这没有再留下同样的遗憾。
1986年7月22日,格雷戈•查尔德(Greg Child)及其澳大利亚同胞Tim MacCartney-Snape、美国人汤姆•哈吉斯(Tom Hargis)登上了GⅣ难以企及的最高点,那一刻距离博纳蒂与毛里的首登已经过去28年。

  5月17日抵达大本营后,Child、Hargis、MacCartney-Snape与美国队的Randy Leavitt、Geoff Radford、Steve Risse、Andy Tuthill就立刻开始工作,在1983、1984年两次尝试的相同位置建立了C1(5600)及C2(6650)营地。离开C2后,他们没有重走前人采用过的山脊西侧雪坡,而是沿着山脊线东侧攀登,并于6月10日在海拔7040米的一个雪洞建立了C3营地。Child、Hargis、MacCartney-Snape在这里被暴风雪阻隔了3天。稍后全体撤至大本营以等待天气好转。

  6月19,Child、Hargis、MacCartney-Snape、Radford与Tuthill再次进驻C3,第二天继续通过“第一岩石带”后在海拔7350米露营(C4),这也是1984年登山队到达的最高点。他们携带睡袋、炉子、攀登用技术装备以及两根300英尺的7毫米绳,各自沿着山脊顶部陡峭的冰雪混合路线攀登,于6月21日上午10点在最后一条岩石带根部汇合。“都觉着乐观,”Child在1987年AAJ中写道,“我们只携带了技术装备及摄影机,向岩石墙挺进。”Radford此时选择了放弃(7600米)。这段岩石带消耗了攀登者很多时间,直至下午4点,Child、Hargis、MacCartney-Snape、Tuthill才到达其位于7900米的顶部。Tuthill决定下撤,余下3人将在没有食物、睡袋与炉子的情况下,藏身于狭窄的雪洞中熬过漫漫长夜。“那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寒夜,”Child写道,“充斥着Tom的咳嗽与牙齿打战的咯咯响声,Tim在梦中的低唱,还有我的呓语与痛苦的呻吟。大脑迟钝后对疼痛的感觉也不如往日灵敏,这倒成为我们的运气。”晨光中,三人开始穿越暴露于狂风中的顶峰山脊,上午10点,他们爬上了附着在一块鱼鳍状狭窄岩石上的圆形雪顶,GⅣ的第二次登顶终于姗姗来迟。


(图:西北山脊首登中位于7040米雪洞中的C3营地,左起:Radford、Andy Tuthill、Tim MacCartney-Snape photo/Greg Child)

  在顶峰稍稍偏北的位置,MacCartney-Snape发现了博纳蒂他们留下的岩钉、铁索与绳子。“我们得出结论,”Child写道,“28年前顶峰雪锥的位置要比现在更加偏北50英尺。”这段插曲带来的兴奋并没有持续很久,他们意识到必须立即下降,回到存放露营装备的C4营地。下撤时,Child与MacCartney-Snape差点就来了趟西壁观光,当时MacCartney-Snape从靠近岩壁顶端的地方滑坠50英尺,最后是被Child用“靴-镐”结绳制动拽住。(Hargis当时已经独自通过那段危机四伏、被薄冰覆盖的50英尺长石灰岩路段)他们在当晚10点返回C4营地,6月24日又撤回大本营。

  西北山脊首登的荣誉最终落入一支准备充分、目标明确,在攀登中灵活运用多种战术的队伍之手。他们从1983、1984年两支队伍以及1985年从该路线下撤的科蒂卡与绍尔那里获得了宝贵的信息。在山体的下半部采用围攻战术为队员们提供了充分的适应,架设路绳及预设营地又使得他们在6月中旬的暴风雪过后能够迅速返回最高的突击位置。不知道Child、Hargis、MacCartney-Snape三人如何评价其攀登过程的风险,即使曾感觉到安全也一定非常短暂,最后阿尔卑斯方式的冲顶以及那次计划外的露营,从结果看无疑是非常大胆、但却至关重要的决定。Greg Child在发给98期《Climbing》(1986年10月刊)的新闻报告中写道,“结局怎样无人知晓,时间会证明一切。”

  随着这三次重要挑战的结束,GⅣ的攀登热潮也暂时冷却。1986年,由Dai与Rhoda Lampard、Andrew Atkinson、Alan Phizacklea、Alan Scott、Alan Shand、Christine Watkins、Bob Wrightman组成的英国队尝试了西壁中央岩石山脊,但由于路线上雪崩危险过大,只攀登到6600米;这伙人紧接着转战西南山脊,在最后因恶劣天气下撤前突进至海拔7300米。1988年,Lampard与Geoff Hibbert、Phil Thornhill、Martin Hind重返西南山脊,最高攀登到大约海拔7000米。

  史蒂夫•斯文森与汤姆•迪基(Tom Dickey)、查理•福勒(Charlie Fowler)、亚历克斯•洛(Alex Lowe)1992年也尝试了西南山脊,到达7000米高度;1999年斯文森第四次相约GⅣ,沿西南山脊攀登到了海拔7200米,与他同行的还有查理•麦斯(Charley Mace)、史蒂夫•豪斯(Steve House)以及南非人安迪•德克勒克(Andy DeKlerk)。1993年,英国攀登者Andy Cave、Andrew MacNae、Chris Flewitt、Brendan Murphy、Andy Perkins、Kate Phillips沿西南山脊攀登至7300米。就在那年,随队参加加舒布鲁姆Ⅱ远征的日本人山野井泰史(Yasushi Yamanoi)在GⅣ东壁尝试了一次solo,到达7000米;1996年,韩国队沿同条路线攀登至7400米。

  西壁中央岩脊之前已见证了不下五次尝试,最远的一支队伍(作者注:1983年的Mugs Stump与我)也只攀登到接近“黑塔”的海拔7000米左右。1995年,兼具出众技术与丰富经验的斯洛文尼亚高手Miroslav “Slavko” Sevticic,在这条当时被称为喀喇昆仑“最后一道难题”的路线上进行了一次勇敢、但最终却演变成悲剧的挑战。Sevticic因他多次大胆的solo著称于世,尤其值得提起的是1991年,他单挑安娜普尔娜峰3000米的西壁路线,在被高空风逼退前竟已突击到离顶峰只有200米的高度。

  1995年6月16日,在西北山脊完成适应后,Sevticic独自开始攀登西壁。留守大本营的同伴(Tomaz Jamnik、Milan Zver、Jurij Oblak)借助望远镜一路追踪他的攀登,并通过无线电保持联系。

Sevticic当天在6500米露营,第二天继续到达7100米,攀登了“极其松动的岩石,”Jamnik在1996年AAJ中写道。6月18日那天,天气逐渐恶化,在6月19日晚上的通话中,Sevticic透露他决定明早下撤。“这是最后一次同他联系上,”Jamnik写道。斯洛文尼亚队与彼时在西北山脊攀登的韩国队联合搜索了西壁,并等待数日,期盼奇迹能够上演。但是Sevticic的命运已经注定,“我们再也没有看见他。”Jamnik写道。

  与此同时,Sung-Dae Cho领军的韩国队向西北山脊路线发动了一次强有力的冲击,最终到达7800米。Cho1997年又回到GⅣ,打算攀登西壁的中央岩脊。这支韩国队的前进风格与Sevticic截然相反。全队由12位攀登者组成,其中4位没有任何高海拔攀登经历;他们要在这条曾有人以更纯粹方式尝试过的路线上建立三个营地,架设几千英尺长的路绳。团队协作、持久力、辛勤的工作是韩国人的信条。“我们中没有耀眼的明星,”Jae-Hag Jung在1998年AAJ中写道,“但我们拥有一群具备强烈攀登欲望的攀登者。”

  他们按照计划,井然有序地前进,5月27日建立5600米的C1营地,6月8日建立6100米的C2营地。他们必须面对落石与坏天气的威胁。“我们凌晨4点就出发,因为阳光将在上午10点后照射到岩壁,那会儿落石与雪块会如子弹般砸下。”Jung写道。他们在“黑塔”路段固定了路绳,此后32天进入前人从未探索过的未知区域,同时也经受了喜马拉雅攀登所能制造出的种种无常命运的考验。“营地几乎被毁,架设的路绳也被深埋,”Jung写道。“有两名队员坠落25米受伤,前进营地被一场巨大的雪崩彻底冲垮,我们被迫派遣信使去斯卡杜补充物资。”7月12日,他们在“黑塔”上方建好了C3营地,7月15日夜晚,Hak-Jae Yoo、Dong-Kwan Kim、Jung-Ho Bang、Ki-Yong Hwang出发冲顶。

  7月16日破晓,在路绳末尾约7200米的位置,他们遭遇了一阵迅速强化的风暴。“寸步难行,”Jung写道。“所有人都只有停下,躲过这场致命的狂风。”Hwang因为冻伤退回到C3营地,快到中午时风力减弱,于是他的三位队友继续向上到7400米露营(C4)。7月17日,他们经过破碎的岩石带后,抵达7500米的第二个露营点(C5)。7月18日凌晨4点,Kim与Bang离开营地,沿山体高处通向顶峰山脊的陡峭雪原稳步攀升,下午2:30,他们抵达了最高处岩石尖塔群的正下方。“再往上是一块3米高的光滑岩石,其上覆盖着2米厚的雪檐,”Jung写道。“冒着雪檐崩塌的危险走完最后几米实在毫无意义。”三人掉头走人,在7500米过夜后于第二天返回C3。下降到约7000米的地方时,他们发现了Sevticic的遗体。

  韩国队放弃近在咫尺的顶峰的决定,最初受到很多人的批评,但正如Jung所写,“这当然是一次有资格与‘科蒂卡-绍尔’路线相比较的攀登……即使他们没能登顶,也称的上是给人最深刻印象的攀登之一。”你或许也会对韩国人在这条已经有过两次纯粹阿尔卑斯风格尝试的路线上,使用海量路绳与过渡营地的做法产生质疑;他们的攀登虽然在登山史的重要性上不如“科蒂卡-绍尔”路线,但也达到很高的水准。与1958年的博纳蒂、毛里,1986年的Child、Hargis、MacCartney-Snape一样,韩国人使用围攻战术把自己提升到距离顶峰很近的位置,然后完成了一次勇敢、孤独的冲顶。


(图:Hak-Jae Yoo下撤时经过7900米的高度,下方是巴尔托洛冰川,背景中最显眼的是K1峰 photo/Dong-Kwan Kim)

  在GⅣ的东侧、南侧及北侧,仍有几处特征地形未被攀登过,无论后人选择何种攀登策略,都将是严峻的挑战。“西南山脊的上半部会非常困难,陡峭、坚实的石灰石壁,从7000米到顶峰间全是高海拔攀岩路线,”斯文森说。“考虑到技术难点所处的海拔高度,想要完攀它甚至比西壁还难。”严格意义的南壁、东南侧扶壁以及东壁,三者难度相当,也更加危险。至今无人探索的北壁曾被认为可以寻找出一些技术难度较弱的通道,转入东北与西北山脊路线,但在仔细研究现有照片后(大多是从布洛阿特顶峰拍摄),人们发现其中有很多致命的冰瀑,从这里走捷径的想法也暂被否决。

  任何一条新路线的阿尔卑斯方式首登,及对现有的东北山脊、西北山脊、西壁路线的阿尔卑斯方式重复,都将是足以媲美1985年科蒂卡、绍尔的攀登。其中西北山脊路线是GⅣ迄今唯一被重复过的路线。它随后迎来了1997年攀登至7300米的巴斯克队,还有1999年那支规模庞大的韩国队;队员Chi-Won Yun与Yeon-Ryong Kang从7800米的C5营地出发后,经过12小时的攀登,于7月1日下午4:15登顶。西北山脊难度当然不低,但似乎已经是GⅣ仅有的“传统路线”。但即使这条最简单的路线,也要超越周围那些8000米邻居的攀登难度,GⅣ的地位,如斯蒂芬•维纳布尔斯在《World Mountaineering》中所说,“……一座真正只属于登山者的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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